我还很小的时候,姥爷最喜欢逗我。
姥爷操着一口乡音去念那些总能逗我笑的民谣,或者严肃地说些嗯,哑巴唱歌聋子听、小博博呀笑盈盈。我可不笑,板着脸宣讲到:姥爷你太笨了。哑巴怎么能说话呢?姥爷便乐不可支。
我的个儿窜起来了,与姥爷的距离也远起来,好像岁月在慢慢地砌一堵墙,越长大、越孤单。十一岁那年,我把脚崴了,抬着个红肿的脚踝靠在沙发上叫苦连天。姥爷进门,好像要开口说些什么,又没有说。最后,他有点小心翼翼地商量:明天,我送你去学校吧?早上,姥爷天没亮就起来了,穿好衣服在沙发上等我。
那大概是个冬天,姥爷嫌费电没有开灯,整个人只有黑黑的轮廓,洒着点微熹的晨光。一瞬间我又变成那个板着脸的小孩子,有一种和解的冲动—和解,打穿那堵墙,听姥爷的民谣和哑巴笑,大笑。但我最终仍是十一岁的我,冷着脸上了姥爷的三轮。
人渐渐多起来,三轮到了学校门口,却没有停。门卫和姥爷吵了起来!姥爷坚持开进去,送我到教学楼下,不小的三轮堵在不大的学校门口,好像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,盯着破旧的灰三轮,盯着声音震耳的吵嚷,那些目光小刀子一样刮过来,卷着满天满地地议论—我翘着脚低头下了三轮,转身就走,把说着喊着些什么的姥爷扔在身后,没有回头。
这之后我和姥爷之间关系僵了起来。学校的凳子上钉子冒头,总是挂破我的衣服。被妈妈骂了好几遍后,我仍然那么坐着,仍然弄破衣服,但姥爷拎着一箱子锤子榔头直接进了学校,叮当敲击之声引来了班主任。我回家后摔门,冲姥爷大吼大叫:别那么烦了行不行,别管我!本来絮絮地说着的姥爷一下子萎靡下来,再说了点什么我没有听进去。姥爷好像一下子老了。
姥爷的三轮车第二次和学校大门打交道,是我上初中了。那次是我姥爷要帮我送一包很大的东西,在更大的校门和更冷漠的车水马龙面前,我逃走了,在众人目光和门卫与姥爷争吵之中懦弱地走了,姥爷又一次被我丢在身后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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