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还很小的时候，姥爷最喜欢逗我。
姥爷操着一口乡音去念那些总能逗我笑的民谣，或者严肃地说些嗯，哑巴唱歌聋子听、小博博呀笑盈盈。我可不笑，板着脸宣讲到：姥爷你太笨了。哑巴怎么能说话呢？姥爷便乐不可支。
我的个儿窜起来了，与姥爷的距离也远起来，好像岁月在慢慢地砌一堵墙，越长大、越孤单。十一岁那年，我把脚崴了，抬着个红肿的脚踝靠在沙发上叫苦连天。姥爷进门，好像要开口说些什么，又没有说。最后，他有点小心翼翼地商量：明天，我送你去学校吧？早上，姥爷天没亮就起来了，穿好衣服在沙发上等我。
那大概是个冬天，姥爷嫌费电没有开灯，整个人只有黑黑的轮廓，洒着点微熹的晨光。一瞬间我又变成那个板着脸的小孩子，有一种和解的冲动—和解，打穿那堵墙，听姥爷的民谣和哑巴笑，大笑。但我最终仍是十一岁的我，冷着脸上了姥爷的三轮。
人渐渐多起来，三轮到了学校门口，却没有停。门卫和姥爷吵了起来！姥爷坚持开进去，送我到教学楼下，不小的三轮堵在不大的学校门口，好像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，盯着破旧的灰三轮，盯着声音震耳的吵嚷，那些目光小刀子一样刮过来，卷着满天满地地议论—我翘着脚低头下了三轮，转身就走，把说着喊着些什么的姥爷扔在身后，没有回头。
这之后我和姥爷之间关系僵了起来。学校的凳子上钉子冒头，总是挂破我的衣服。被妈妈骂了好几遍后，我仍然那么坐着，仍然弄破衣服，但姥爷拎着一箱子锤子榔头直接进了学校，叮当敲击之声引来了班主任。我回家后摔门，冲姥爷大吼大叫：别那么烦了行不行，别管我！本来絮絮地说着的姥爷一下子萎靡下来，再说了点什么我没有听进去。姥爷好像一下子老了。
姥爷的三轮车第二次和学校大门打交道，是我上初中了。那次是我姥爷要帮我送一包很大的东西，在更大的校门和更冷漠的车水马龙面前，我逃走了，在众人目光和门卫与姥爷争吵之中懦弱地走了，姥爷又一次被我丢在身后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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